“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的民间诗人之一，不解之缘的翻译家”，这就是马高明

荷兰现代诗选1988初版本。

荷兰现代诗选2007再版本。

马高明诗歌朗诵照。

当年荷兰的电视片中拍下的柯雷与马高明现场讨论诗稿的情景。

马高明（1958-2022）：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家。著有诗集《失约》、《危险的夏季》等；译诗集《荷兰现代诗选》、《希腊诗选》等；编著《国际诗坛》（1-6期）、《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西方女子诗选》等；其诗歌作品被译为英、德、西班牙、荷兰、瑞典、希伯莱等多种文字。10月26日因病去世。

趴在写字机上，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笔，在手稿的纸上画画和插入文字，添加编辑符号，用中文和英语自言自语。 好像在大声思考，脑子里的齿轮在不断地研磨。 让他找到准确的语言、准确的诗行、准确的诗节。 用有力的声音，不断地说问题，谈想法，谈感情。 虽然是饥饿的心，但可以填满肉体。 他是做鸡蛋辣椒炒面的高手。 认真的媒体人，中国众多民间诗人之一，不明就里的翻译家：一个人身体里三成一。 好奇心、急躁、固执、创造性、挑衅性、乐观性。 这就是我记忆中马的本领。

1986年到1987年去北大留学了。 到北京不久，在首都剧场看戏剧时，我惊讶地发现还有著名的荷兰作家阿德里安-范-蒂斯( Adriaan van Dis )。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年轻的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是同胞，问我来中国做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在意。 正好相反，热衷于对话。 原来，北京是他打算穿越中国的起点，打算写游记。 人们和中国诗人英译汉一起访问了首都剧场，这位诗人几个月前参加了1986年鹿特丹国际诗节。 当然，这就是高明哥。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三个人很快就发现了对诗和奇怪计划的共同爱好。 我指的奇妙计划是用中文创作荷兰现代诗集。 很好地把翻译的工作委托给了母语是荷兰语的我。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非常兴奋。 蒂斯老师是文学家，不仅是作家，也是文学的推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他在荷兰国家电视台主持了一档备受瞩目的节目，采访了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诗人。 在北京一个充满缘分的晚上，他热心地说，可以找资金支持荷兰现代诗翻译成中文的项目(半年后，写信提醒他，果然他一定会说)。 高明本身是诗人，曾在中国最一流的语言学校之一“二外”学习英语。 我也是文学翻译家。 我是汉学硕士学位的学生，终于看到了教科书以外的中国。 说实话，我对诗比中国更感兴趣，所以如果我走上汉学的道路实际去了中国，我觉得接触诗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的翻译诗界和中国诗界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仿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动荡的20世纪里一直如此。 就这样，我通过翻译进入了中国诗歌。

我没想到我们这个绝妙的计划可行。 从1986年秋天开始，高明哥哥和我共同编译了《荷兰现代诗选》。 每周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从中关村到和平里，和高明哥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诗。 汉语母语者和荷兰语母语者要做好双语的讨价还价，在双语之间的桥梁上碰头，在双语之间的深渊里摔跤，既忠实于原文又赋予译文生命力。 偶尔失败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 重要的是新诗在中文里。 尽管只有我们知道，尽管只存在一个，(整个手稿当然是手写的。 我们一直很着急，害怕丢失。 到今天为止，我的诗的翻译是手写的，后来输入了电脑。 它与翻译小说、记录文学文本、学术文章的工作有着根本的不同，必须感受语言的物质性)。

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知道这份工作，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宣传。 那年荷兰首相即将访问中国之前，一家国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把焦点放在了中国。 当然，导演主要关注商业机会，但不仅是中国人也知道钱的看法。 但是，我也采访了北京大学的荷兰留学生。 简言之，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对文化也感兴趣。 当我说我正在和中国诗人合作，把荷兰诗带给中国读者时，导演抓住机会，带着摄制组和我一起去了和平中。 几天后，荷兰的观众可以看到一张写得巧妙杂乱的桌子，看到他和我在决定诗人娄岱森( Hans Lodeizen )的诗时，用准确的语言和准确的标点符号进行交流，看到他们用两种语言朗诵这首诗聪明的脸上有非常集中的表情，在照相机和原稿之间来回移动。 然后他说：“听我说。 ……”开始说。 其实是卢岱森在说“请听我说”。 两个字虽然是课文的一部分，但很好地把这些话真正引入自己的手中。 今天，这些图像跨越了将近40年的距离回到了我身边，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 很亲切。 这是典型的文化工作，由人类创造和共享的欲望驱动。 诗人和翻译家都很清楚这一动机。

荷兰诗友知道了我们的工作，给我邮寄了大量的荷兰诗。 在他们的指导下，再加上译者所能发挥的主观性，去高明家之前我每次都选几首诗，做一个非常粗糙的中文翻译。 我觉得有一首诗行是肯定的，但有一位我遇到困难，只好“硬翻译”一起加工。 如果我把草稿看得很好，他会责备我的错误。 写错了字，说错了词，说了“我们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当我讨论到我的草稿反映了源文本中母语的脱离使用时，他会认真听，我们会一起试图找到脱离使用的中文并达成一致。 一个善于的优点是他对突破中国诗歌“可以说”的极限持开放态度，中国诗歌绝对包括中文翻译中的外文诗歌。 就这样，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北大的外国同学都很羡慕我这个“课外”特权。 当然，最广泛意义上的翻译(并不限于单词文本)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核心。

古今都说诗不能翻译，我的“强化班”证明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的具体交流往来于不同的手稿版本、不同的诗句和语言版本之间，诗的不可译性与其说是其超可译性，不如说更好。 首先，因为一首诗有能力让不同的译者产生大不相同的翻译。 其次，因为即使走过谚语般的桥后诗发生了变化，也能保持其冲击力。 《现代荷兰诗选》中的一个例子是阿伦茨( Jan Arends )的诗。 “甚至/一只/抚摸的手/也会伤害我。 ”

我从高明哥哥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是诗人、翻译家、诗歌活动家、翻译活动家这一文化热情的化身。 通过他，我认识了许多其他热衷文化的人，领略了文化领域空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当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后来会成为传奇话题。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我没有多想，只是单纯地吸收了这种气氛，真的融入其中。 虽然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浪漫化了，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诗歌是文化实验的先锋军。 新诗集问世时，人必须用胳膊肘往前挤，避开人群，塞进柜台才能买到。 我并不打算为此感到怀旧，只是想赞美人类的想象力。 只要撒在纸之间就能振奋人心，真是奇迹。 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各种诗的脉络并不是“全盘西化”，诗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当时，中国诗歌历经艰难时期再次繁荣，以健康的好奇心审视着世界各地的对手。 说起来，《荷兰现代诗选》的封面上有错别字，似乎是从这个文化的漩涡中掉出来的。 荷文标题的“moderne”，也就是“现代”的意思写着“moderme”。 当然，我很惊讶，但回过头来，我意识到这首诗象征着走了多远，路上留下的伤痕也可能很美。

可能有人认为，双语母语者合作是奢侈的，或者至少是不容易实现的理想。 确实是这样，但只要两个人乐意共同服务就能做到。 1987年春末夏初所有的字都写得很好，完成了和我一起写的书，一年后能看到它问世，是一种难忘的感觉。 我已经回荷兰了，书出来是件大事，荷兰诗界非常重视。 很好又被邀请参加鹿特丹国际诗节，我们又见面了。 我现在很高兴。 我想高明哥哥可能利用欧洲之旅的机会大大扩展了他的开瓶器收藏。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有时会联系。 他把《荷兰现代诗选》称为“我们的宝物”，宝物也一直伴随着我们。 几十年后，每到一个地方开会或参加文学活动，都会有人给你拿来一本。 请签名。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明哥哥是在2017年，当时和沈睿一起去医院看他。 身体的病并没有破坏他的精神，他留着胡子开玩笑。 最后，他和我们一起穿过走廊，把我们送到门口，他说他期待着离开医院，期待着我们再次见到杯子。

马高明是我认识和认识的第一个中国诗人。 他走了，我很伤心。 我珍惜这段记忆，祝他走好路，睡个安稳觉。

2022年11月11日

在荷兰的莱顿

【作者是莱顿大学中文系教授、汉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

(原标题：《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纪念马高明)

资料来源：北京晚报作者科里( Maghiel van Crev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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