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人团圆｜70年前，他们历经波折毅然回国

“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群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出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这一特殊的群体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激发了一代代科技人的报国梦、强国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政府全力动员在外留学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一大批科学家听到消息，归心似箭，放弃在外国的优厚待遇，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奔向祖国的怀抱。回小家，团聚亲人，回大家，建设祖国。祖国与家人是他们的牵挂与热爱，为了家国梦他们历尽艰辛。他们是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今天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家合国富强，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学家们的回国历险记，了解70年前他们为了合家团圆、国富民强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赵忠尧：回国途中被困日本两个月

1946年，赵忠尧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学习了解核物理学前沿的情况。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完成购买一台可以产生高能粒子的加速器的任务。因为经费缺口过大，他想了一个办法，先学习的生产加速器所需要的一切技术，然后购买材料自己造。

这段期间，赵忠尧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的方便。赵忠尧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他陆续把装配加速器的30箱大件行李运送回国。

1950年8月31日，赵忠尧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同船的还有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气象学家叶笃正、空气动力学家罗时钧、微生物化学家、遗传学家沈善炯等128名中国留学人员。

1950年8月31日，威尔逊总统号在洛杉矶开船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在船上把赵忠尧的行李翻了一遍，没有发现违禁的资料和设备。最终，联邦调查局的人为了找回面子，扣留了一批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硬说这些是“不需要的东西”。

9月6日，邮轮停靠在夏威夷檀香山，中国留美学生们开始舒了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就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领地，脱离了美国的监视控制。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天美国当局拘留了钱学森，接着又发出了追截赵忠尧的命令。

9月12日清早，邮轮在横滨港近海处抛锚。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将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三人拦截羁押在日本。两个月后，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将他们释放。11月17日，赵忠尧三人终于乘下一班威尔逊总统号离开日本，于11月28日抵港回国。

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后，赵忠尧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他将带回来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给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随后，他利用这些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通过这两台仪器的研制，我国加速器技术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推动了我国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及核物理实验的发展。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一直服役到2000年前后，对中国核事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

华罗庚：毅然回国，将一生奉献给数学

1950年，华罗庚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期间，他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一家乘火车抵达北京。他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后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1979年3月，华罗庚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同年6月13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已70岁高龄的他正在英国访问，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他兴奋得彻夜难眠。

华罗庚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数学，他先后开创了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型群、自安函数论等，他还被芝加哥大学列入“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

钱学森：为了阻止他回国，被美国拘留5年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已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的钱学森突然被吊销了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不准钱学森参与任何涉及军事机密的研究。钱学森不屑于解释和争辩，早已下定决心回国的他决定立即回国。

钱学森本打算8月底绕道加拿大乘飞机回国“探亲”，并于1950年8月20日办理了威尔逊总统号的行李托运，但是8月23日，他被官方告知不能离境，8月25日又被告知其八箱行李被“依法扣查”。9月6日起他被拘留了两周，15天后钱学森的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拿出1.5万美元，用学院航空系系主任林德瓦尔教授的名义，以购买国债的形式缴纳了保释金（美国政府机构不收现金），次日钱学森被保释出来，此后又被部分限制人身自由近5年。

1955年5月，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5名美国飞行员，7月底又释放了11名飞行员。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在洛杉矶登上了克利夫兰号邮轮。

1956年，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的试验，还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1958年，钱学森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59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激动得睡不着觉。”

在钱学森和众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面对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钱学森没有后退，而是扛起责任。在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归国科学家的拼搏和奉献下，我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不断开拓，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梁思礼：回国途中自制国旗为祖国庆祝

怀揣着“科技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

1949年9月，梁思礼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途中，梁思礼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收音机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大家欣喜若狂。当听到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时，他们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当作国旗，为祖国庆祝。

1956年，梁思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百年潮》期刊曾这样评价梁思礼：“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国人的飞天梦，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思礼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一生报国，虽屡经磨难，但矢志不改，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耀。同父亲一样，梁思礼一直把国家这个大‘家’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

郑哲敏：这条回国路走了将近半年

1951年7月，郑哲敏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并开始着手准备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担心留学生将先进的知识经验带回中国，于是态度越来越偏向于阻挠他们回国。郑哲敏被当地移民局羁押，获好友冯元祯保释之后立即要求离境，却被美国政府以“不利于美国利益”为由禁止离境，护照一直被扣押，归国计划迟迟不能实现。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移民局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终于有所松动。郑哲敏抓住了这次机会，从纽约坐船，辗转法国、瑞士、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历时4个多月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多的祖国。

回国后，郑哲敏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18位建所元老之一。他在核爆效应、穿破甲机理、爆炸安全、防护工程、爆炸复合、热塑失稳、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瓦斯突出机理等爆炸力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成为“爆炸力学”这门学科的一位奠基人和开拓者。

1983年11月，郑哲敏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常说，“科学家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要么是瞄准国家重大需要的关键科学问题，要么是在学科上非常前沿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朱光亚：用一封公开信带头回国

1950年3月18日，一篇感情真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许多海外学子深受感召，选择回到新中国。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当时，他年仅24岁。

朱光亚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临行前，他和其他52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这封公开信。

1956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立志核科学研究，潜心教学育人，为国家核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的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这是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的颁奖词。

数据观

1949年9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英语专家陈辉（陈利生）、妇产科专家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

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家蚕遗传育种学家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物理化学家唐敖庆、水力学专家陈椿庭等多中国留学生。

1950年2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数学家华罗庚、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等约三十四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材料科学家严东生等多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18次航程上，有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等多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0日抵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19次航程上，有物理学家许少鸿、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等38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9月19日抵港的“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创造了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大潮中几个之最。一是同船回国留学人员数最多（128位）；途中发生故事最多；因赵忠尧三人在日本被拦截羁押达两个月，造成的国际影响最大；后来走出来的院士最多（10位中科院院士2位工程院院士）。

1950年10月10日抵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20次航程上，有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王守武、建筑学家吴良镛、外交家冀朝铸等97位中国留学生。

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材料科学家颜鸣皋、结构工程与地震工程专家刘恢先（物理学家洪晶）夫妇等多位留学生。

1951年4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物理化学家徐光宪、分析化学家高小霞夫妇。

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的禁归令的出台，第一波“归国潮”落入低谷。

1954年3-7月，中国政府出席了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谈判，1955年5月，美军4名战俘飞行员在北京受审，宣判一周后，中国将他们全部释放。1955年7月底，中国又释放了另外11名美军飞行员。此后，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第二波“归国潮”涌起。最有代表性的是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等24位留美学生学者乘坐克利夫兰号第60次航程抵港回国，他们后来走出来6位院士。

（感谢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承担单位之一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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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德禄 程宏“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17次航程[J].百年潮，2014年9期

[10]程宏 刘志光 “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的归国学子[J].百年潮，2015年3期

[11]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五十年代回国留美学者名录[M].待出版

[12]赵忠尧：“心中想的是发展自己民族的核事业”[OL].科学智慧火花-科学家故事,2015.10.26.

http://idea.cas.cn/viewscientists.action?docid=40517

[13]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除备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