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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如何架起中西交流之桥？

中新社北京7月26日电 题：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如何架起中西交流之桥？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有一批有着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之称的翻译专家，他们致力于把党的重要文献翻译给世界，让人们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党的英文官方名称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而不是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为何“一带一路”要被译为“ the Belt and Road”？如何通过翻译架起中西交流之桥？中新社“东西问”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访第六研究部译审刘亮、爱尔兰籍专家肖恩，请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贵院近日组织专家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翻译。哪些提法或表述的翻译令您印象深刻？您认为这篇重要讲话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

刘亮：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很多提法都非常让人振奋，比如“伟大建党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国之大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的翻译。

翻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中文怎么理解，二是外文怎么表述。“江山”这个词在“打江山”语境下可以让人联想到“夺取政权”，但“打江山”“夺取政权”是上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国共产党已建党一百年，作为执政党守江山也已70多年，如果把“江山”单独理解为“政权”就有些片面，理解为“国家”更全面准确。

在中文修辞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属于隐喻修辞手段。在外文语境下，有没有类似、相同的句式呢？在欧洲，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说过“L'tat, c'est moi”(朕即天下)，在欧美语境使用了类似中文的隐喻句式。从语言角度出发，翻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式，更精炼地把这句话的根本内涵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最后确定了直译的翻译策略(This country is its people;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突出了党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思想中有关民本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一种伟大的情怀。

肖恩：这篇重要讲话给世界传递了几条非常明确的信息。

第一，中国人民是爱和平的人民，从不欺负或者压迫其他国家人民，将来也不会这样做；第二，中国希望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一起发展，中国会坚持开放，不搞封闭；第三，中国有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发展利益和领土完整，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或奴役。

资料图：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提到中国共产党时，常将其表述为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英文表述是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作为来自中央文献翻译权威部门的专家，两位认为官方将党的英文名称确定为CPC是出于何种考虑，如何看待CPC和CCP之间的差别？

刘亮：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力量上说比较弱小，当时选用了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作为中文译本，表示这个政党不是在其他国家，而是在中国成立的共产党。后来党不断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把英文名称改成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这主要体现出党的独立性。从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比较清晰。

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中都使用CPC，而国外一些媒体一直使用CCP，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不符合惯例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名称无论是中文、英文还是各种外文，都应遵循“名随主人”这个惯例和规则，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确定用哪个名称，这样才符合国际惯例。

肖恩：我先从Chinese说起，它可以表示与中国有关的东西，指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或者中华民族。“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强调这个政党是中国人在中国成立的，但它的重点还是放在“Communist Part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关键在“of China”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政党是属于中国的政党、是为中国奋斗的政党。随着历史的发展，“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

资料图：“义新欧”中欧班列金义新区平台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塔什干棉浆集装箱吊装作业。李建林 摄

中新社记者：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念和倡议，有关译法也备受关注。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诞生后的一段时间，外界对其英文表述一度是“One Belt, One Road”，但后来官方表述确定为“the Belt and Road”，为何最终决定采用这种译法，不再突出“One”？

肖恩：“One Belt, One Road”是直译，形式上非常贴近“一带一路”。Belt的意思是地带，但也可以指腰带，和One搭配起来可能会让人想起一条腰带，意思不是特别清晰。“the Belt and Road”能够让大家更好地知道我们说的是经济带，而不是一条腰带。另外一个问题是“One Belt, One Road”过于强调one这个词，“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大框架下有多条路线而不只是一条路线，用“the Belt and Road”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误解。

刘亮：现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这种译法已经很普遍，但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些报道中的)英文译法没有使用initiative(倡议)，而是用strategy(战略)。战略这个词暗含着一种国家行为策略，改成倡议之后，就表明“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合作，是开放包容的，希望每个参与者能够共商共建共享，这才是“一带一路”宗旨所在。有了这样的译法之后，(“一带一路”的)英文概念很快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和使用。

中新社记者：对大部分中外读者来说，中央文献翻译有一定神秘色彩。您能否结合历史和现状谈谈中共为何如此重视中央文献翻译？这项工作试图在中国和哪些外国人士之间构建对话渠道？

刘亮：中央文献翻译是把中共重要党政文献翻译为外文，它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分别刊登了俄文版、英文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第一篇被翻译成外文的毛泽东著作。此后有关毛泽东著作的翻译都是小规模开展的，直到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可以称为中央文献翻译的第一个时期即起步期。

第二个时期可归纳为机构化时期。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开始组织俄文版和英文版的翻译。1961年12月，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正式成立，归属于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常设)机构化从那时开始。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进入中央文献翻译的第三个时期，我称之为井喷式快速发展或新发展时期，翻译内容不断扩展，形式不断创新。特别是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三家整合成立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现在从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第六研究部有英、俄、法、西、日、德、阿七个语种，翻译机制实现质的跨越。

中央文献翻译的内容，已从最初的毛泽东著作翻译扩展为三大版块。一大版块是领导人著作、各种各样的文选翻译；第二是重要会议文件翻译，包括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五年规划；第三是党史党章党规翻译。

交流渠道分为四个方面：第一类是新闻媒体，每年两会和历届党代会期间，新闻媒体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报告官方译本。第二类是外交人员，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中国(领导人)对外出访时外方的接待人员，都会得到相关译本作为日常工作的参考。第三类是学术研究人员，他们可以参考官方译本了解中国政策方针。第四类是商务政务人员，现在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政务商务活动，想事先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从译本中得到参考。

刘亮与肖恩在工作中探讨问题。刘亮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产党有不少政治理念或概念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与中国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具有独创性，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判断，这些词汇很难在翻译的目标语言中找到现成对应的概念或解释。能否举例说明，如何通过精准到位的翻译，让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主张？

肖恩：我们翻译理论、理念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字面意思，也要考虑身外之意(深层意义)。有的重要理论或表述可以逐字逐句翻译，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翻译为“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for the stones”，通过直译让国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色。

别的一些理念则需要仔细琢磨怎么翻译。比如，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人会用“great power diplomacy”来翻译(大国外交)，但这个译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强权政治和殖民主义，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走这条老路，所以“great power diplomacy”不符合中国外交提倡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我们觉得更符合这些原则的是“major country diplomacy”，它表达了“主要国家”的含义，表述比较客观中立。

刘亮：政治文献翻译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关键信息正确表达出来，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这个词翻译的关键在于“命运”怎么理解、“共同体”怎么理解。我们将它翻译成“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关键词就在于“shared future”，意思是共同的未来。这个译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共创未来”相契合。也有人将其翻译成“common destiny”，destiny也有命运的意思，但更有一种定数和宿命的含义在里面，假如用这个词，就违背了中文的含义。

我们作为译者，不是简单的文字搬运工，而是要构建起原作者和读者之间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希望译文能够得到国外读者的了解，让广大国外民众能够认可中国的理念，让我们的声音传得更广，能够被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每隔一段时间，中央文献翻译部门会研究和总结一些新提法，并提供官方译文。请问选择新提法有何考虑、确定译文遵循哪些原则？

刘亮：这些新提法、新表述可以概括为中央文献翻译的术语。中央文献翻译术语的审定是2018年机构改革时(中央)给我们机构界定的一项职能。

我们一般会定期发布一些术语，发布时遵循四项原则：第一，核心的概念；第二，具有传播力(的提法)；第三，一些专业性表述；第四，有中国特色的话语。

肖恩：翻译术语的原则首先是忠实性，尽量让外文呈现原文的立场、观点和风格，同时也要考虑好怎么让这些术语流畅地道，让国外读者接受。

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播和沟通，中国的政治语言非常凝练浓缩，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比如“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如果我们只按照字面去翻译这些重要表述，国外读者可能没办法把它们的含义理解透，我们要做必要的解读和解释。

肖恩在中国广西桂林留影。肖恩供图

中新社记者：对外翻译为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提供可信文本，但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的差异，话语转换长期面临较大挑战。应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挑战？如何通过翻译将中共和中国的故事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架起东西方文明交流之桥？

刘亮：我们一直希望能在翻译中清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有两个转变，观念转变和角色转变。

观念的转变是指我们要建立开放、包容、平等、共享的理念。在对外翻译中共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政策方针时，我们不仅要做好笔下文字工作，还要放开胸怀。有了开放包容的态度，才可能有进一步交流，实现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文明互鉴才会得到发展。角色的转变要求译者时刻把自己放在读者角度思考和审视翻译工作。我们不仅要学习受众的语言，还要关注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思想意识。

肖恩：中西文化差异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举个例子，中西方对红色有不同理解。中国人特别喜欢红色，觉得它代表着喜庆、运气，结婚的时候要穿红色的衣服，更重要的是红色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西方，红色更多与攻击性和愤怒有关。所以我们翻译红色江山、红色旅游、红色基因时不用red这个词，而是把它的含义直接翻译出来，比如红色江山翻译成“socialist country”(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好的表达效果。

中新社记者：在党的文献翻译过程中，“洋面孔”越来越受关注。中共建党百年相关文献翻译过程中，外国专家发挥了何种作用？

刘亮：其实中央文献翻译一开始就沿用了中外合作的模式。早在1950年开始翻译毛选的时候就有一批外国专家，爱德乐(Solomon Adler)，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等都参与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

译文审定时，外国专家可以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作为中国人，我们会在中文理解上把好关口，确保译文忠实准确，中西合璧会大大提高译文水平。外国专家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些地道的译文表述，包括十九大报告、总书记“七一”讲话译文在内，很多懂外语的人或外国人读了之后发现译文流畅度特别高，表达特别神似。这种效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专家的贡献，是中外合作的结果。

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工作，不断补充着外国专家的队伍。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有希望招到更多、更高水平的外国专家，更多扩展、充分利用外国专家的语言优势。

中新社记者：肖恩先生，您怎样看待中共吸纳外籍专家翻译文献这一做法？您参与文献翻译后有哪些收获呢？

肖恩：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模式。比如，我们今年翻译了《中国共产党简史》，提前了解一些中国和中共的历史，也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本书，看了一些外文资料。通过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可以从英文历史书里了解到关于中国历史的表述。从这个方面来说，提高了我关于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的知识水平。(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