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爸爸一起留学有2吗：父子两代人同在美国读书，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文 |董郁玉、董一夫 图 | Pexels

资深媒体人董郁玉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两周后，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继他老爸又写了篇《我要去美国读大学》。这对父子，分别从旁观者和体验者的角度分析了为何要前往美国留学，中外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哪里，为何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选择了留学这条路。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曾任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现任《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其子董一夫，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任耶鲁大学《中美通》（China Hands）杂志执行主编。

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董郁玉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在这篇以众多人名开始，又以众多人名结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20多天，我领儿子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儿子姓名的汉语拼音也在“稀释”“Smith”的名单中占据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

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

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美国本科入学考试） Ⅰ和SAT Ⅱ的考试。

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

不知怎么回事，在两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话反复萦绕在脑际：“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这句话，出自苏晓康和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

许多年前，我为当时的文字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过，也正是这句话，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来都要面对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现在脚下的畏途。

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现在，轮到我了。我领着儿子，但没有在中国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们用脚选择了逃避。

现时中国，少有人再“纪实”“危境”。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连弗里德曼也在其发自中国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伸出了大拇指。当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说盛世的过程中，被Erik Eckholm领回美国上学的儿子，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名字的同学。而这些人中，也有我儿子的同学。

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

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

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

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董一夫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

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

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

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

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

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

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

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我每天的作业都多有“标答”。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

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