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量的女性，不一定非要成为母亲，她只要成为自己就可以了

元旦刚过，日本的“朝日电视台”就在推特上公布了今年春季的大型专题电视剧预告：《津田梅子——成为纸币头像的留学生》。

电视剧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

1871年（明治4年）12月，明治政府向海外派遣了107人的使节团，前往欧美各国学习考察西方文明与科学技术。其人数之多、成员级别之高，堪称史无前例。使节团团长，是特命全权大使、当时的右大臣岩仓具视，团队成员将近一半均为当时明治政权的内阁大臣。除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对近代日本影响深远的人物外，还有5名由日本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女子留学生。这5名女子留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才14岁，而年龄最小的则只有6岁——这名年仅6岁的小留学生，在乘船横渡太平洋的旅途中迎来7岁的生日。她便是日本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子留学生、即将在2024年发行的新版5000日元日币的新面孔——津田梅子。

未满7岁的梅子，在刚登上开往美国的远洋大轮船时，仅仅只会说两句最简单的英语：“YES”或者“NO”。而十年之后，当17岁的梅子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返回祖国日本时，英文已经成为梅子的第一语种。长大成人的梅子，除了依旧保留着一张日本女性的脸之外，无论是服装打扮，还是谈吐举止、思维方式，都已经完全美国化。

1871年，刚到美国的梅子

此时的梅子，似乎已经长成为“祖国的陌生人”——阔别十年回到祖国日本，梅子已经完全忘记了日语，要依赖会英文的父亲做翻译，才能跟母亲和姐姐等家人沟通。除了语言问题，困扰梅子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传统思维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结婚，是身为女人的唯一选择。何况，当初7岁不到的梅子和另外四名日本少女，被日本政府派遣去美国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培养优秀的母亲”，因此，即使她们自幼便远渡重洋出国留学，但留学归来之后，等待她们的一条“正确”出路，便是结婚。

永井繁子和山川舍松是当年和梅子一起留学美国的两位好友，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便都先后出嫁——永井繁子嫁给了海军大将瓜生外吉，山川舍松则嫁给了元帅陆军大将大山严。两位都成了日本海陆军中的贤内助、上流社会的名门夫人。

津田梅子（左一）与永井繁子（右二）和山川舍松（右一）

梅子也被安排相亲过几次，但尽管相亲对象也都身份显赫，却难有令梅子心动者。与结婚相比，梅子更渴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回国第二年的秋天，梅子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伊藤博文的家庭英文教师。之后，又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成为贵族女子学校的英文老师。

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极为注重女性教育，但就像前面提及过的那样：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优秀的母亲。平安时代的情操、武家时代的贞洁、德川时代的妇道——这三大系统，构成近代的日本女子教育，也形成日本女性、尤其是上流阶层名媛们的道德观，影响着她们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礼仪：彬彬有礼、谨言慎行，互相谦让，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克制的微笑，始终使用敬语，专注于聆听，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主张，永远不会开口说“不”。

这一切都令在美国长大成人的梅子非常不习惯。在梅子眼中，贵族女校的名媛学生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有风吹雨打便容易受伤。优雅有余，韧性不足，她必须学会小心翼翼地跟她们相处，才不会被认为是个可怕的老师而惊吓到她们。谨慎、克制、不轻易自我主张——这些传统的日本美德，在梅子看来是缺乏进取心的表现。梅子认为：自由与好奇心，才是一个现代女性必须具备的能力与品格。

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梅子都感觉自己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格格不入。这令她深感孤独。当年7岁不到赴美留学时，出发前皇后曾在给五位小留学生的“送行书”里叮嘱：“望日后成业归朝，共为妇女模范”——梅子扪心自问：这个“妇女模范”，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结婚生子，做一个为国家养育“栋梁之才”的母亲么？做英文教师或是做母亲，这些似乎都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她无法说服自己仅仅遵循媒妁之言组建家庭，像大部分日本女性那样度过一生。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梅子迫切地需要寻找一个突破的出口，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理想自我的道路。

1889年（明治22年），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梅子第二次赴美留学。成为布林莫尔学院的第一位日本人留学生。位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授予女性博士学位的女性高等教育学府。其师资力量以及就读学生，基本来自美国中上阶层的精英阶层。即使在美国，布林莫尔学院都属于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

就读布林莫尔学院算得上是梅子整个人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次“幸福的转折”。在布林莫尔学院求学期间，对梅子影响最大的人，当属玛莎凯莉托马斯（Martha Carey Thomas, 1857-1935）。托马斯是布林莫尔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这位19世纪美国的第一批女大学生，是一位典型的女性精英主义者。她支持和平，主张女性不必要结婚，即使结婚，婚后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社会职务。托马斯本人终身未婚，而她最著名的日本学生津田梅子，后来也将人生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同样终身未婚。

在布林莫尔学院留学期间，梅子还前往纽约州著名的奥斯威戈（Oswego）师范学校访学了半年。奧斯威戈师范学校是当时美国唯一一所推行“裴斯泰洛齐教育法”的师范学校。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教育家，要素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教育家。现代社会对于儿童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便源自于裴斯泰洛齐和谐发展的核心理念。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最早在19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也为留学美国的梅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让她看到自己未来想要前进的路。梅子意识到：如果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受惠于这样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不能改变日本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想要改变日本女性的命运，唯一方法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女性能接受高等教育。

1892年（明治25年）8月，梅子结束在美国的三年留学生活，回到东京的贵族女子学校继续任教，并兼任明治女子高等学校的教授。1899年（明治32年），日本通过了有关女子教育的法令“高等女学校令”。彼时梅子在贵族女子学校任教已经有十五个年头，官职从六位，年薪800日元。现在的800日元，只够吃一个便宜的午餐盒饭，但在明治30年左右，一个新上任的小学教员，月薪只有8、9日元，年薪100日元不到。年薪800日元，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须仰视的“高岭之花”。

受尊重的地位，高收入的年薪——如果继续在贵族女子学校任教，梅子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梅子放弃了这份安逸的生活，选择了充满挑战性的、无法预知未来的另一条人生道路。1900年（明治33年）3月，37岁的梅子辞去了所有职务，同年9月，梅子的“女子英学塾”正式开张。地点位于东京麴町区（现为千代田区）的一番町。校舍是租借的一幢常见的“一户建”两层日式住宅。一楼小一点的房间被用作教室兼食堂，大一些的榻榻米和室也是礼堂与教室兼用，二楼则是寄宿学生与老师们的卧室。

没有专用的教室，没有大礼堂，更没有事务所。第一批入塾生共计十名，梅子庄重地主持了“女子英学塾”的首场开学仪式，手拿英文讲稿，大声用日文对新生们宣布：

“今天开始正式上课了！”

新开张的女子英学塾虽然校舍简陋，但学习内容极为广泛丰富。英文学习课程中，除了语法、读解、作文、听写之外，还有时事问题讲解、音乐与绘画。这还不包括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国语、汉文、历史、体操等诸多其他课程。严格训练的结果，令整个日本社会都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刮目相看，英文教育也成为一种品质保证。女子英学塾因此获得“教员无试验检定许可”，就读“女子英学塾”的女生们，毕业之后便拥有英文教师的资格，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

如今的津田塾大学

37岁、未婚独身、放弃政府官职，放弃高收入的安稳生活，选择艰辛创业，个人收入为零，而且，还是一位女性——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要做到这些，也绝非易事，何况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但梅子做到了。

梅子不仅创办了“女子英学塾”，同时还是“日本妇女美国奖学金制度”的发起人。近代日本的不少女性教育学者，都是这一奖学金制度的受益者：例如日本著名私立学校“同志社高等女校”校长松田道子、“惠泉女学园”校长河井道子、“女子学习院”教授铃木歌子、“女子英学塾”校长星野爱子、“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木村文子……等等,这些人在获得奖学金从美国学成回到日本之后，无一例外地都从事日本的女性教育工作，为推动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些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其中不少又成为下一代的女性教育学者——就像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赛，而这正是梅子最期待看到的结果。

津田梅子8岁时接受洗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的“梅子日记”里，曾这样写到：

要像耶稣那样爱所有人，要帮助所有人能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或许我的信仰是孱弱的，但我却相信爱自己的同胞是一种美；或许我的信仰是朦胧的，但我的心，一直在寻求理性的证明。我从不怀疑真理，因为那便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如此单纯——那便是耶稣所教导的博爱精神。

“女性力量改变日本”——-在传统的观念中，“女性力量”更多的是指母亲的力量——母亲素质高，就能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因此，有人说：“女人强则国家强”。

但津田梅子式的“女性力量改变日本”，让人们看到：有力量的女性，不一定非要成为母亲，她只要成为自己就可以了，找到自己想要实现的人生目标，并追寻它一直走下去。而且，当一个人所拥有力量能够福泽他人时，力量之美，才会呈现出来。